李公朴的家族成员(民国时期被国民党杀害的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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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朴的家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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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朴祖籍常州府武进县湖塘桥,出生于淮安,直至十三岁随父母迁居镇江。李公朴父学增,字增培,因一直在清光绪年间常镇道道尹沈敦兰家当“家人”,就用一个单字“培”为名,并在沈公馆里充当管事人员。
李培在原籍曾娶妻周氏,生子:永仁(1873年-1906年),字晋家,号兰君,配淮安府田氏:永义(1878年-1919年),字晋昌,又字香国,号汉飞,又号翰芬:女一,适淮安林耀苍。李培来淮后第三年(1884年)又娶程氏(1865年-1930年)为妻,生子:永康(1885-1945),字晋康,一字绶桐,后改公愚,原配淮城钱寿昌长女:幼子公朴:女一,适淮安府樊仲沅。李培在淮安有两处住房。一处为李培夫妇及其幼子(公朴)所住,位于东长街朱雀桥堍。另一处为其次子永义(翰芬)住房,位于东岳庙市口东龚姓院内(今市人民医院门诊部南)。
民国四年(1915年),李培携同程氏妻及十三岁的公朴迁居镇江,依靠三子永康生活。离淮前,又恰逢次子永义即将从军东海,为此,父子三人在淮合拍一张照片,并由翰芬题跋,留作纪念。
李公朴即于此年离开了他的出生地淮安。
民国时期被国民党杀害的民主人士
李公朴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坚持革命、顽强斗争的一生,是忠诚于中华民族进步事业与和平民主事业的一生,是献身中国文化事业和社会教育的一生。李公朴“爱国、民主、进步”的精神不仅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闻一多在《最后一次的演讲》中有这么一段话:“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这是闻一多先生对李公朴的敢为正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精神的肯定,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一样的革命先烈前赴后继的奋斗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才有了今天的和平中国。
周恩来称“他是一个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战士。”
1、李公朴—1946年7月
李公朴,出生于江苏淮安,著名社会教育家,民盟早期***。1946年7月11日被国民党特务刺杀于昆明,次日流血过多牺牲。至今昆明有李公朴殉难处遗迹。
2、杨杰—1949年9月
杨杰,云南大理人,白族,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军事战略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早年曾得蒋介石器重,辅佐蒋打胜了中原大战,后来任陆军大学校长等职务。因倾向革命,策反云南党政要人,蒋介石下令制裁杨杰,9月19日杨杰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3、杨杏佛—1933年6月
杨杏佛,江西清江人,社会活动家,管理科学先驱。1932年与宋庆龄等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进步人士与***人,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与其子杨小佛驾车外出时,被预先设伏而国民党特务枪杀于上海亚尔培路。
4、闻一多—1946年7月
闻一多,湖北浠水人,著名学者诗人,民盟早期***,曾任西南联大教授。***的好朋友。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距离李公朴遇刺四天。据分析,李、闻遇刺,蒋介石事先并不知情,是下面人“希旨而为”。
5、张啸林—1940年8月
张啸林,浙江慈溪人,旧上海青帮头目,与黄金荣、杜月笙合称为“上海三大亨”。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张啸林做了汉奸,无恶不作。蒋介石指示戴笠制裁张啸林。1940年8月14日张啸林被其保镖林怀部击毙于上海家中。
闻一多的性格特征是什么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他和当时许多诗书传世封建家庭里的孩子一样,从小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他的父亲是清末秀才,但受维新思潮影响,思想比较开放,因此在北京清华学校刚刚建立的第二年,即1912年冬,就送13岁的闻一多报考了这所留美预备学校。
清华学校是美国用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专门进行留美前期教育的学校。它的学制为8年,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二年级或三年级。因此,清华学校无论是教学还是课外活动,均实行美国教育制度。清华学校采取淘汰制,大约一半人中途被淘汰,能在清华读满8年就不容易了。而闻一多由于入校时英文跟不上,自动留级一年;1921年毕业时又因参加学生运动受到留级一年的处分。这样,他就在这所学校生活了整整十年,这在清华学生中大概只有他一个。
1919年,闻一多和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一起,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他被选为全校学生领导机构“清华学生代表团”的成员,分工负责文书工作,参与起草了许多文件,其中包括清华在这次运动中的最早实录——《清华学生代表团开会记录》。这年7月,他作为清华学生代表,到上海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会议期间,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讲演。
五四运动也是一场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时的闻一多受蔡元培“美育代替宗教”观点影响,相信文化改造可以提高民众的素质。为此,他与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等,联合发起了研究具形艺术的团体“美司斯”,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生命底艺化”进行社会改良。他的新诗创作,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第一部新诗集《红烛》,大部分作品便写于此时。
1921年6月,闻一多正要参加毕业放洋前的最后一次考试之际,北京城里爆发的国立八校教师索薪斗争,遭到北洋政府的镇压,北京学联宣布罢课以示声援。清华是学联成员,也宣布举行“同情罢考”。然而,清华当局决定大考如期举行,声称不参加者以自动退学论处。在这次关系到个人前途的斗争中,闻一多与罗隆基、何浩若、吴泽霖、萨本栋等28人(大约占毕业生的三分之一)拒绝走入考场,结果被取消学籍。后来,董事会中的美国人觉得这对于美国损失太大,才把处分该为留级一年。
1922年8月,闻一多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当时,许多清华毕业生都选择了实业,而他却选择了对将来生活不能说确有保障的西洋美术,目的就是实践他那“生命艺化”的抱负。1923年,他转学到科罗拉多大学艺术系;1924年,又到了纽约艺术学院。
在美国,明显的国力反差加强了他的爱国情绪,赴美之初写下的《孤雁》、《太阳吟》、《忆菊》等诗篇,都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题。1924年秋,他还和罗隆基、何浩若、吴景超、潘光旦、吴文藻、梁实秋等清华留美学生发起了一个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其宗旨是“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以谋取中华人民的政治自由发展、经济自由抉择、文化自由演进。
闻一多不是政治家,但他相信中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而且“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在这种“文化的国家主义”推动下,他不仅创作了《醒呀!》、《七子之歌》、《爱国的心》、《我是中国人》、《洗衣歌》等反帝爱国诗歌,还参加了传播中国文化的戏剧编演工作。1924年年底,他和余上沅、赵太侔、张嘉铸共同排练的中文古装剧《杨贵妃》在纽约正式演出,这是中国戏剧第一次登上美国舞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波士顿的梁实秋、谢冰心、顾毓秀等,正是受此启发,才演出了另一出中文古装剧《琵琶记》。这两次演出,在美国掀起了一次传播中国文化的小高潮。受这些成功的鼓舞,闻一多决心投入中国戏剧的振兴事业,于是在他与赵太侔、熊佛西、余上沅、梁实秋、顾毓秀、林徽音、梁思成等成立“中华戏剧改进社”之后不久,便于1925年5月抱着从戏剧改革入手改良中华文化的目的,提前两年回国了。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后来成为中国戏剧界重要活动家的赵太侔、余上沅。
回国后,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筹备创建,闻一多被聘为教务长,赵太侔、余上沅也被聘为教授。在他们三人的多方奔走努力下,艺专终于增添了戏剧系。中国着名戏剧家洪深说:艺专戏剧系的建立,是中国“视为卑鄙不堪之戏剧与国家教育机关发生关系之第一朝”。
不过,闻一多最不能忘怀的还是诗歌。1926年4月,他与徐志摩、朱湘、饶孟侃等以《晨报·诗镌》为阵地开展新诗格律化试验。给闻一多带来众多称赞,也带来不少批评的《死水》,就发表在这个副刊上。而他总结的新诗创作“三美”理论,也是这时公开提出来的。
1926年,北洋政府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造成民国以来北京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大迁移。这年秋天,闻一多离开北京,到上海吴淞政治大学担任训导长。1927年初,他一度到武昌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政治部担任艺术股股长。当时,南下的朋友除了清华校友胡适、梁实秋、潘光旦、饶孟侃、余上沅、张嘉铸等外,还有徐志摩、叶公超、丁西林、刘英士等,他们一起创办在中国文学史和政治史上很有名的“新月书店”。新月书店编辑出版的《新月月刊》在当时就颇有影响,闻一多是该刊最初的三位编辑之一。
1927年国民党举行“清党”之后,闻一多看到大批青年受到株连,心情十分压抑。在他的《心跳》、《荒村》等诗中,可以感受到对军阀混战的憎恶;在《发现》、《一句话》、《口供》、《你指着太阳起誓》等诗中,则表现了他的愤慨。这些现实性很强的作品,组成了他爱国诗歌创作的又一个新阶段。
也在1927年的秋天,国民政府实行教育改革,模仿法国成立大学区。在首都南京,将一些大学合并,建立了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不久改为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闻一多被聘为外国文学系主任。1928年夏,武汉大学筹备成立,闻一多受桑梓之情的感召,就任了武汉大学文学院长。1930年夏,青岛大学创建,他又被聘为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2年,青岛大学发生学潮,矛头对准闻一多和图书馆长梁实秋,闻一多一气之下离开青岛大学,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闻一多的定位是:诗人、学者、斗士。这种评价,即可以说是他的三种不同身份,也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三个阶段。如果说“新月”以前,是他的诗人阶段,那么从武汉大学开始,便进入了学者阶段。
在武汉大学,由于教学需要,闻一多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学术研究方面。回到清华后,他的研究触角已广涉上古文学、金文考古、诗经、楚辞、周易、诸子百家、乐府、唐代文学等诸多领域。他有旧学功底,又了解西方治学方法,因此他在学术研究上走的完全是一条新路。他一方面重视考据,一方面用文化人类学方法重新审视中国文学,从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他的《楚辞校补》出版后,第二年就获得了教育部学术二等奖。郭沫若评价闻一多时说,他的一些研究,不但是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闻一多牺牲后,学者们一致认为这是“学术界的大损失”。现在出版的12卷本的《闻一多全集》,绝大部分都是学术成果。闻一多曾说,他的理想是写一部“诗的史”或“史的诗”,他希望通过文学这个窗口,来反映灿烂的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北大、南开南迁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仍致力于教学与研究。但是,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促使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走出象牙塔,开始过问政治。1943年春,他读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后,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说这部书“公开的向五四挑战”,使自己“无论如何受不了”。这年秋天,他在朱自清那儿看到解放区的诗歌,其中田间的街头诗给他很大震动。于是开学后第一堂课,他就介绍起田间的诗歌,说自己一直非常惭愧地生活在古书堆里,而田间则是“时代的鼓手”。这堂课的声音立刻传遍了联大,人们说“这听鼓的诗人要变成擂鼓的诗人了”。
不久,中共西南局宣传部长华岗受周恩来派遣到昆明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统战工作,华岗是位学者型的职业革命家,很懂得争取高级知识分子,特地登门拜访了闻一多。在华岗影响下,闻一多参加了由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潘大逵、楚图南、尚钺、冯素陶、闻家驷、吴晗等进步教授组成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开始,大家侧重学术交流,后来渐渐转移到分折形势和学习方面;再往后,得到了《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和《新华日报》、《群众》等中共文献和报刊。于是,有一天闻一多宣布:“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
1944年,中国正面战场出现自武汉失守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危机。短短几个月内失地千里,大西南门户大开,形势岌岌可危。一年前,吴晗曾劝闻一多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但闻一多受“君子群而不党”观念影响,没有答应。这时,他觉得“火上房了,不管什么人都应该救火”,这才加入了民盟。这时起,他便从一个学者,转变成为斗士。
过问政治后的闻一多,仍然不失诗人气质,说起话来非常坦率。这年8月,他在国民党第五军军部的座谈会上,公开宣称“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在12月的云南纪念护国起义大会上,他高喊“袁世凯没有死”,“要民主就必须打倒独裁”。这种无畏性格,很容易与青年人沟通,他很快被誉为“昆明的鲁迅”,被青年人当成导师。1945年10月,在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抗战结束后,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成为新时期民主运动的中心任务。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调动军队,包围西南联大,用刺刀和手榴弹杀害了四位青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面对屠杀,闻一多利用联大教授会议书记身份,力促教授会通过了有利于学生要求的决议。他还与潘光旦、向达、尚钺、楚图南、费孝通、吴富恒等教授联名发表的罢教宣言,开创了学生运动中前所未有先例。
闻一多虽然参加了政治活动,但还是由于对现实看不下去才拍案而起的,实际上他的愿望仍然是从事学术研究。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他对吴晗说,一旦政治走上轨道自己便要回到书房继续学术工作。可是,时局的发展,使他无法回到书斋。
这年5月4日,西南联大结束,师生相继复员北上。7月11日,闻一多送走最后一批同学的当天夜里,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便在昆明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
李公朴死后,社会上盛传黑名单上第二个就是闻一多。那几天,闻一多居住的联大宿舍门口整日都有特务监视,有的还跑进院子打听他穿什么衣服。一个女特务还闯进他家,说闻一多的“多”是两个“夕”字,将“命在旦夕”。当时的形势十分恐怖,但时,作为云南民盟主要负责人,要领导抗议活动,要料理李公朴的后事。同时,他也不相信国民党敢杀害自己,因为自己毕竟是受过美国教育的学者,而不是***。
7月15日,李公朴殉难报告会在云南大学召开。会上,特务起哄捣乱,闻一多十分气愤,即席发表了着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他表示他要像李公朴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天下午5点多,他就在家门口被数名特务前后狙击,后脑、胸部、手腕连中十余弹,当即倒在血泊中。陪同他的长子、西南联大学生闻立鹤,也身中五枪,肺被击中,腿被打断。
关于闻一多的资料
闻一多(1899~1946)
中国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 。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 。生于湖北浠水。191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1920年7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 的学术演讲,次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其间创作、发表了《太阳吟》、《孤雁》等诗,表达对祖国的思念。还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1923年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1925年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1926年发表论文《诗的格律》,提出新诗要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诗人。
1928年,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 ,收1925年以后的诗作28首,作品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练,形成了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 。同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列名编辑,在该刊上发表少量译着。秋后,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定居北京,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此时,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着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着。1942年出版《楚辞校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抨击国民党,当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闻一多全集》。
关于闻一多,邓稼先的事迹
1、闻一多——枪杀遇难
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着名社会教育家、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他为《学生报》的《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来!”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闻一多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2、邓稼先——“许身国威壮河山”
1979年,在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1985年,邓稼先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扩展资料闻一多,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中国***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
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935年考入志成中学,在读书求学期间,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
后在父亲邓以蛰的安排下,他随大姐去往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他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他就毅然回国。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闻一多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邓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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